从第八届荷花奖作品谈谈舞蹈作品的创作

从第八届荷花奖作品谈谈舞蹈作品的创作

从第八届中国舞蹈“荷花奖”民族民间舞比赛看来，在中国传统文化被现代西方文化浪潮不断冲击的今天，还有那么多的人在编民间舞，演民间舞，评论民间舞，使中国的民间舞蹈事业体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纵观整个比赛的创作情况，呈现出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百花齐放的良好势头，年轻一代的编导们敢于表达、勇于创新，渗透着强烈的个性化理念。但就创作层面而言，也间接地反映出一些问题，引发笔者的几点思考。

　　从命题作业——“比赛”看创作动机

　　就目前而言，有些编导的创作动机是为了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，作品创作也是围绕着比赛而进行的，这样无形之中就给自己套上了一把枷锁。也就是说由于受到以往各项比赛的影响，在创作中，有一些作品更像是完成一份命题作业，题目就是——“比赛” 。因而，作品中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雷同。雷同的作品结构、雷同的音乐结构、雷同的表现方式……大多数的作品都是以A-B-A的结构呈现，开头与结尾的慢板之间一定要插入一个情绪高昂的快板，快板必定是配以激烈的鼓点以及声嘶力竭地喊叫，并不顾及本民族的性格。中国56个民族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情感表现方式，不能像拷贝机一样永远复制“嘿-嘿-”的叫喊声。我们列举一下，假设在藏族舞蹈中，“咻-咻-”就更为贴切。例如，山南地区的《果谐》，就是先由各站半圈的男女轮流歌唱，沿逆时针方向行走到歌唱结束，才在领舞者“谐本”发出的“咻咻咻咻”或“次次次”的叫声后开始舞蹈。舞蹈一经开始，男女舞者分别以极快的节奏轮流跳舞，进行男女舞队之间舞蹈速度的比赛，令人紧张而兴奋;数遍后，领舞者在众人舞蹈的同时，加入一段快速而幽默的“说唱词”后，大家才在一同发出欢乐而激动的“咻咻咻咻”叫声中结束舞蹈。由此可见，少数民族舞蹈中的喊叫都具有特定的内容，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，我们不能够把叫喊的表现方式当作是一种推高潮的例行公事，必须要贴合剧情发展的需要，适应民族情感的表达。

　　作品音乐中鼓点的生硬叠加也是问题之一。如今编导认为使用鼓点是理所应当的事，好像不使用就会造成作品结构的缺失，激烈的鼓点多重奏，已经成为推气氛的必要手段。殊不知有些作品的动律恰恰需要旋律性的舞段来展现其特点，故而旋律性的音乐更能贴合其独特的风格韵味。要选取适合自身表演的音乐，过大或者过小都不适合作品本身的准确表达。

　　作为“比赛”的命题作业，“秀”就成为创作过程中的另一大困扰。编导往往选取一个民族的情感表现方式，找一个适合该民族的道具，从基本动律作为切入点，就开始秀演员的肢体，秀漂亮的舞段，秀编创的技法。这种“秀”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作品的形式脱离内容，脱离真实的民族情感，为了比赛，加入了不少竞技性的与主题无关的炫舞，炫技现象较为严重。

　　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还是编导的创作动机发生了偏离。如果对一个作品的创作动机进行界定，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种：第一种是由编导的创作冲动引发的，呈现的是编导真正的构思和创意;第二种是为技术和比赛而作，强调竞技性;第三种是为了领导单位的任务而作。面对这样一个全国性高水准的民间舞大会，我们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创作态度?发展到今天的舞台民间舞，需要编导在有一定民族文化认知能力的基础上，有选择地进行更纯粹的艺术创作，淡化功利性的成分，或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。

从延续性看作品结构

　　谈到创作，延续性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，不容忽视。其中，大到主题内容的延续性、形式的延续性、意境的延续性，小到动作语言动机发展的延续性、情感的延续性等。所谓的延续性，就是指作品中出现的一切能否理所应当地顺接下来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 ”不管是动机的发展、剧情的发展还是情感的延伸，必须要做到承前启后，而我们的有些作品却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断层。开头交代了时间、环境、人物，营造了很好的意境，可是随后的发展段落就是动作的堆砌，结构不明确，思维不清晰。作为一个叙事性的作品，要向观众交代清楚“我是谁?我从哪儿来?要到哪儿去? ”有了这样的一条主线，创作的语言才不会混乱，围绕主题强调自己到底要跳什么。对于抒情类的作品，同样需要编导清楚自己的主干线路，每一个段落层次的情感表达，推进的时长以及强度等等。假如是一段表达悲伤的情绪舞蹈，编导自己必须清楚我为何而悲伤，此时是一种怎样的悲伤?小悲、大悲，还是悲痛欲绝?这一阶段的情感需要用何种性质的动作来体现?又将对下一阶段的情绪变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?波及到的动作张力变化有多少?作品情感起伏的原因又是什么?编导在创作中需要对自己不断提问，给予回答后进行再思考。创作的时候不能够只是简单地考虑“我因为悲伤，所以悲伤” ，需要一个理性的逻辑思维来把感性的情感体验捋清楚，让自己始终保持在一种思辩的状态，这样所编之舞才能够通顺起来，在情理之中。

　　有时候，我们经常看见一个舞段中突然蹦出一个事先没有交代过的人物，做了一串技巧或者一连串表情之后又消失在人群中。这样的安排就很不合理，如果编导都只是为了动作、情绪而设计，那么演员必然只跳动作，不会透过动作的层面去表达、赋予更多真实的情感，也不会对民族情感的体验有更深刻的理解。另外，群舞队形调度的使用也应该富有延续性。调度本身是具有叙事功能的，我们常说调度是流出来的，而非跑出来的。现在比较常见的是“一八○”队形，即整齐划一的大横排，大三角或者大圆圈、方块，在队形的编排上过于类型化，缺少个性化的调度，编导痕迹太浓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灯光乱闪现象、服装变异现象也同样存在。有些强烈闪烁的舞美灯光，艳丽裸露的服装造型，夸张的妆容和表情，更适合出现在商业性质的演出中，而不是我们的民族民间舞剧目里面。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盲目跟风，编导应当有自己的坚持，要有独特的视角、个性特点以及语言。对传统的东西可以有个人的再认识，但要建立在尊重其本质属性的基础上进行发展。民族民间舞的动作语言可以创作，但应当在尊重其民族情感、信仰、风俗等各方面的基础上进行。

　　不同审美下多元化的表现手法

　　本次大赛呈现的作品表现手法主要有两类：一类是再现型，一类是表现型。有的立足于对原生形态民间舞形式进行再现，例如《阿尺目刮斗嘎来》这样的节目。基本保留了原生的语言调度形式以及服装，体现了傈僳这个民族不断“追赶太阳，跟着太阳走”的民族精神。这一类节目中也有不太成功的作品，借了一个原生形态再现的幌子，进行了过多的变异，加入了很多人为因素，过于强调技艺的炫耀，使得原本质朴的情感不再纯粹。另一类作品是强调表现型的。编导选取一些符合某个民族的常见素材，云啊、花啊、孔雀等，作为表现的切入点，赋予一定的想象力，追求美感的画面，为观众营造一种情景。把观众引入到编导设置的情景中之后，通过演员情感的传达来感染观众，使其对编导表达的感受进行再体验。也有一类作品通过商业化的手法来言说古老道理，此类作品通过戏剧性的夸张表演来讲述一个共识性的内容，这些手法的选择完全取决于编导个人的审美倾向。

　　评价体系带来的潜在影响

　　由于地方上媒体的一些炒作，以及不可抗拒的人为因素，有些不是很完善的作品在现场的呼声甚高。看到旋转、跳跃以及耍帅的动作猛烈鼓掌。我担心这样的势头可能会对今后舞蹈创作的走向形成一种影响。一些不懂得编舞或者职业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团体、个人还不能建立正确的审美观、价值观，也不能够很好地辨别作品的瑕疵之处，很容易盲目跟风炫技。几家品牌院校的作品也会对地方产生直接的影响。

　　希望今后的作品能够不要以比赛竞技作为创作目标，更多去尝试创作上的可能性，眼光不要只是停留在大赛的标准上，禁锢了创作者的思维能力。每一位编导都要勇于创新，开发自己的语汇，表达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，摆脱刻意的模仿，用职业化的态度来严肃对待舞台创作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民间舞作品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百花齐放。